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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寶第三方網絡支付平臺花唄套現行為分析

添加時間:2018-09-20 14:25
  螞蟻花唄、京東白條、蘇寧任性付等所謂“虛擬信用”業務的開展, 為大量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套現行為提供了滋生空間。這些新型套現行為的出現無疑會對用戶的合法財產、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一定損害, 其表現形式相較于傳統的信用卡套現行為, 更為復雜、隱蔽, 使得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該種套現行為的定性也產生了較大分歧。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 (1) :2017年11月5日, 被告人李某以可幫助辦理螞蟻花唄套現為名, 獲取被害人潘某某支付寶賬號及密碼, 后通過該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人民幣7000元。常州市鐘樓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犯詐騙罪向鐘樓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判決被告人李某構成詐騙罪。
  
  案例二 (2) :2015年6月8日至6月10日, 被告人付某某利用事先得到的被害人楊某的支付寶賬戶及密碼, 利用該支付寶螞蟻花唄先后三次套取人民幣8000元, 實際得款人民幣7200元。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付某某犯盜竊罪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付某某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 非法轉移占有被害人數額較大的財物, 構成盜竊罪。
  
  案例三 (3) :2017年5月14日, 被害人彭某某在乘坐被告人左某駕駛的滴滴快車時將自己的手機遺忘在車上。被告人左某發現該手機內的支付寶軟件綁定了信用卡, 左某找到可以進行虛假消費進而套現的商家, 先后八次通過支付寶使用彭某某的信用卡共計消費16600元, 套現獲款13600元。案發后, 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左某犯信用卡詐騙罪向合川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判決認定, 被告人左某的行為屬于冒用他人信用卡, 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上述,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行為人采取的手段均為獲取被害人支付寶賬戶及密碼后, 利用該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 并將套現資金據為己有, 然而不同法院對該種行為作出的判決卻是不同的。以欺騙方式獲取他人支付寶賬戶信息進而進行螞蟻花唄套現的行為是否能夠影響行為人的行為定性?案例一中常州市鐘樓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以欺騙的手段獲取被害人的支付寶賬戶信息進行螞蟻花唄套現的行為, 屬于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侵占被害人的財物, 應當構成詐騙罪。對于此觀點, 筆者存在異議, 在傳統刑法理論中認為認定詐騙罪的關鍵在于是否有處分行為[1].在該案例中, 被害人基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 提供自己支付寶賬戶信息是否意味著處分賬戶中錢款存在諸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在具體分析螞蟻花唄交易模式時, 筆者將進行詳細的說明。案例三中, 行為人冒用他人支付寶賬戶, 利用該賬戶內綁定的信用卡進行套現的行為, 法院認定行為人以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 屬于冒用他人信用卡, 應當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對于此, 被害人的支付寶賬戶信息是否屬于“信用卡信息資料”?上述案例中是否存在差別, 司法機關在進行認定此類新型套現案件時為什么會出現諸多不同的判決結果, 冒用他人支付寶賬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冒用他人支付寶賬戶綁定的信用卡進行套現以及使用自己支付寶賬戶綁定的信用進行套現的行為之間是否需要進行區別對待, 筆者將結合前述問題進行討論, 旨在為正確認定新型套現行為提供解決路徑。
  
  二、利用支付寶第三方網絡支付平臺套現的行為類型與定性
  
  (一) 利用支付寶第三方網絡支付平臺套現的行為類型
  
  第一種, 行為人假借提供辦理“支付寶套現”、“花唄套現”的業務, 獲取被害人的支付寶賬戶信息, 利用被害人的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 并將套現錢款據為已有。上述案例一中被告人即采用了該種方式, 司法實踐中基本以詐騙罪進行定性。
  
  第二種, 行為人非法使用他人支付寶賬戶, 利用支付寶綁定的信用卡或者螞蟻花唄進行套現。前述案例二即為行為人冒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 案例三即為行為人冒用他人支付寶賬戶, 利用該賬戶綁定的信用卡進行套現。司法實踐中對該類行為認定爭議較大, 諸如在行為人冒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中, 第三方網絡支付方式中的“消費性授信融資”是否有別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的“消費信貸”業務?在刑事領域, 究竟應當如何正確認定第三方網絡支付開展的“消費性授信融資”業務?
  
  第三種, 行為人使用自己的花唄賬戶, 通過虛構交易方式, 進行資金套現。第四種, 行為人利用自己的支付寶賬戶綁定的信用卡, 通過虛構交易方式, 進行資金套現。第三及第四種行為類型的定性問題引起了較多爭議。在首例從事“螞蟻花唄”套現案 (4) 中, 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認為, 被告人利用淘寶店鋪虛構交易, 在扣除相應手續費后通過支付寶向淘寶用戶支付套現資金, 情節嚴重, 構成非法經營罪。通過該案例, 筆者認為在對從事“花唄”套現的主體認定為非法經營罪時, 我們需要思考套現人使用自己的花唄賬戶配合從事套現的商家進行套現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人冒用他人支付寶賬戶綁定信用卡進行套現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假人真卡”, 而行為人利用自己支付寶綁定的信用卡進行資金套現, 屬于“真人真卡”行為, 該種情況下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解決這些問題, 需要正確厘清螞蟻花唄的法律性質及其同刑法意義上信用卡的區別與聯系。
  
  (二) 螞蟻花唄的法律性質認定及所涉法律關系梳理
  
  螞蟻花唄是一款新型網絡消費信貸產品, 憑借“白給你額度, 你就花唄”深受廣大消費者青睞。用戶在使用螞蟻花唄服務前, 須與重慶市阿里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螞蟻小貸”) 、商融 (上海) 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商融保理”) 簽訂《花唄用戶服務合同》, 同時用戶需要授權服務商向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為“芝麻信用”) 查詢用戶的信用信息, 用于評估花唄與用戶的交易條件和控制貸款中的風險。在對用戶的綜合情況進行評估后, 芝麻信用會劃分不同的信用等級, 給予用戶不同的消費額度, 且該額度會依據用戶信用信息的改變而進行調整。用戶在消費支付時, 可以選擇使用螞蟻花唄支付方式, 向螞蟻小貸申請提取融資資金, 螞蟻小貸在接到客戶的提款申請后, 會進行審核并做出審核是否通過的判斷, 在用戶通過放款審核后, 螞蟻小貸會通過支付寶公司將用戶申請的消費授信資金支付給用戶的交易方 (或其授權方) 指定賬戶, 在授信資金的審核及支付過程中, 螞蟻小貸負責審查交易轉讓的真實性。
  
  綜上所述, 螞蟻花唄服務主要涉及三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即螞蟻花唄服務商螞蟻小貸、支付寶、用戶。
  
  1. 用戶與螞蟻小貸之間簽訂的是消費信貸合同
  
  依據《花唄用戶服務合同》中關于交易模式的規定, 螞蟻小貸會對用戶提取融資資金的申請進行審核, 并會通過支付寶公司將用戶申請的消費授信資金支付到指定賬戶。根據用戶與螞蟻小貸交易模式可以看出, 螞蟻小貸和用戶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資金關系, 因此兩者之間也不可能成立普通的借款合同關系。
  
  螞蟻小貸根據芝麻信用評估出用戶的信用等級, 以用戶的信用為基礎, 設置授信額度, 符合消費信貸合同的內容, 合同主體之間實質上是一種有別于民間借貸的債權債務關系。
  
  2. 支付寶與用戶是委托關系
  
  依據《支付寶服務協議》中的規定, 支付寶接受客戶的委托, 向其提供支付服務。
  
  3. 螞蟻花唄是支付寶支付方式之一
  
  如上文所述, 螞蟻小貸是螞蟻花唄的服務提供商。依據《支付寶服務協議》、《花唄用戶服務合同》規定, 用戶依據服務合同內容在使用支付寶進行支付時, 可以選擇使用支付寶賬戶中余額、余額寶中金額、支付寶綁定銀行卡中金額以及螞蟻花唄。在用戶使用螞蟻花唄進行資金支付時, 螞蟻花唄服務商在通過用戶的資金申請時, 也必須通過支付寶將用戶申請的授信資金支付給用戶的交易相對方。因此, 螞蟻花唄是支付寶支付方式之一, 花唄服務提供商向用戶提供服務時, 也必須通過支付寶平臺。
  
  (三) 螞蟻小貸法律主體資格的認定
  
  根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 螞蟻花唄的服務提供商重慶市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辦理各項貸款、票據貼現、資產轉讓業務。小額貸款公司雖然經營著同金融機構相同的貸款業務, 但是其法律主體資格卻一直存在爭議。在《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 (下文簡稱為“指導意見”) 中關于小額貸款公司的性質并未作出明確的規定 (5) , 在官方文件沒有明確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為金融機構的情況下, 實踐中一般僅將其作為普通的工商企業予以對待[2].小額貸款公司作為經濟生活中新興的金融業務提供者, 相比治理結構完善的商業銀行及其他特定的非金融機構, 風險控制能力更為薄弱。我國刑事領域對金融企業的保護大于普通的工商企業。而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罪名, 例如貸款詐騙罪、騙取貸款罪、高利轉貸罪, 保護的主體均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金融機構主體地位的缺失, 使其盡管從事著與銀行、貸款公司相同的貸款業務, 卻無法獲得刑法的同等保護。小額貸款公司陷入的刑事領域保護困境一直備受理論及實務界的關注。
  
  在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監會的官方文件中, 從未明確否定過小額貸款公司具有金融主體地位, 根據相關文件的內容, 對小額貸款公司的規制多是參照銀行業金融機構予以對待。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金融機構編碼規范》中將小額貸款公司劃分為“其他”類金融機構。在上海皓純糧油有限公司等騙取貸款案 (6) 中,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上海楊浦科誠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金融業機構代碼,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關于同意設立上海楊浦科誠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復》《金融機構編碼規范》等, 證實上海楊浦科誠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系依法從事發放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該判決書中將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律主體資格認定為金融機構, 其依據便是《金融機構編碼規范》。筆者認為, 小額貸款公司從事的貸款業務屬于金融業務的內容, 《刑法修正案 (六) 》中“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的規定也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修改為“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 該條文的修改也是為了適應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趨勢。此外, 不可否認的是, 行政法規領域與刑事領域對于術語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之處, 小額貸款公司從事的貸款業務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在本質上并無差異, 進行區別對待也是沒有意義的。因此筆者認為, 應將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律主體地位確立為金融機構。
  
  三、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行為的刑法定性爭議與探討
  
  (一) 定性爭議理論
  
  首先, 支持盜竊罪的理論認為, 盜竊罪的本質特征是“秘密竊取”.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1) 行為人虛構交易進行資金套現的行為實現了商品的貨幣化, 同傳統的紙幣一樣, 本質上均可以視為一般等價物[3].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財物, 可以作為盜竊罪的行為對象。 (2) 機器不能被騙理論, 螞蟻花唄支付方式本質上是設計者編寫的計算機程序, 不具備人腦所具有的意識, 因而不可能陷入錯誤認識而做出對財物的處分行為。 (3) 基于機器不能被騙理論, 盡管行為人在冒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時采取了欺騙手段, 但是仍不符合詐騙類犯罪的規定。 (4) 螞蟻花唄的服務提供商螞蟻小貸作為非金融機構, 其與刑法意義上的信用卡支付 (7) 是完全不同, 因而不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規定。
  
  其次, 支持詐騙罪的理論認為, 行為人非法使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 冒充合法的用戶, 使得螞蟻花唄對用戶的身份陷入錯誤的認識中, 并基于該種錯誤認識做出對資金的處分行為, 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此外, 該觀點支持“機器可以被騙”理論, 認為螞蟻花唄的支付模式, 是人工智能作用的結果, 其運行的依據是設計者事先將涉及的功能編寫成程序。在信息技術及設計程序完備的情況下, 機器能夠依據設計者編寫的程序, 根據操作者的指令行為, 做出符合設計者意志的預設反應, 此時, 機器根據內置程序做出的行為也是符合設計者的意志的[4].筆者認為, 我們不可否認,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必定會對傳統的刑法理論產生較大的影響, 機器依據人類配置的程序代替人類從事一定的工作內容, 機器內置的程序本質上就是人的意志的體現, 在此種前提下, 筆者認為機器可以被騙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 支持信用卡詐騙罪的觀點認為, 螞蟻花唄可以視為一種“虛擬信用卡”, 其在功能、使用方式上與刑法中的信用卡具有同一性, 可以將螞蟻花唄視為信用卡支付在互聯網領域的一種新型支付方式, 在此基礎上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二) 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行為不符合“秘密竊取”
  
  結合上文中關于螞蟻花唄交易模式的闡述, 筆者認為, 一方面在支付寶螞蟻花唄提供服務的過程中, 試圖通過螞蟻花唄進行套現的行為人, 需要向螞蟻花唄發出資金支付的申請, 螞蟻花唄在對用戶身份及交易內容審核的基礎上, 依據用戶的資金支付申請內容, 完成消費授信資金的支付。即在此種交易模式下, 行為人主觀上必然認識到螞蟻花唄服務提供商對其采取的冒充行為是知曉的, 也就不可能符合盜竊罪關于行為人自認為采取了不被財物占有人、持有人或者控制人知情的手段的主觀性認識。另一方面, 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行為過程是公開的, 不符合盜竊罪“秘密竊取”的規定, 行為人利用螞蟻花唄進行套現時, 螞蟻花唄服務提供商在審核通過用戶的資金申請時, 必然對行為人的行為是知情的, 螞蟻花唄服務提供商是在對用戶及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核的基礎上再進行資金的支付, 對資金的轉移支付過程其必然是知曉的, 也就不存在行為人秘密竊取資金的情形。對于案例二中法院認定被告人付某某構成盜竊罪, 筆者是持否定意見的。
  
  (三) 螞蟻花唄支付方式應當視為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延伸
  
  筆者較為贊同上文中支持認定信用卡詐騙罪觀點中提及的將螞蟻花唄視為一種“虛擬信用卡”的觀點理論。螞蟻花唄具備消費支付的金融功能, 其使用方式上是螞蟻小貸依據合同內容授權芝麻信用對用戶的綜合情況進行評析進而確定對應的信用額度。因此, 螞蟻花唄在金融功能與使用方式上與刑法意義上信用卡并無差異。螞蟻花唄作為新型網絡支付方式的一種, 究其本質都是向用戶提供一種消費信貸服務。
  
  有觀點認為支付寶的法律主體地位是非金融機構, 螞蟻花唄的發行主體不具備刑法意義上信用卡的特定發行主體資格, 螞蟻花唄根本不是信用卡[5].反對將螞蟻花唄視為信用卡支付方式延伸的主要依據就是螞蟻花唄服務提供商法律主體資格的缺失, 關于螞蟻小貸的金融機構主體資格的認定筆者在前文中已經進行充分闡述, 在此不做贅述。筆者認為, 僅從發行主體上否定螞蟻花唄與信用卡支付在功能與使用方式上的相同性的觀點是片面的, 忽略二者本質上的同一性也是將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套現行為定性的復雜化。在經濟生活中, 信用卡支付為了實現簡捷、便利, 也逐漸實現無卡化、信息化。承載用戶信息的載體的不同, 并不能改變支付方式的本質屬性, 科技的瞬息萬變使得信用卡的載體呈現不同的形式, 法律存在滯后性, 在堅持罪刑法定的基礎上, 過分拘泥于信用卡載體形式的不同對于保護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是毫無意義的。此外, 兩者發行主體屬于金融法規的規制內容, 刑事領域與金融法規由于規制領域及保護權益的不同, 對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之處也是存在的。綜上, 筆者認為應當確立螞蟻花唄服務提供商即螞蟻小貸的金融機構主體資格, 也應當將螞蟻花唄視為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延伸。
  
  (四) “機器”可以被騙
  
  筆者認為, 在人工智能技術完備的前提下, 能夠依據程序設計者對預期發生的行為作出相應預設反應的機器是能夠陷入錯誤認識, 即是可以被騙的。例如在ATM機開展業務時, 機器首先需要對用戶身份進行審核, 并依據操作者進行的操作行為作出預設的反應, ATM機具有上述識別用戶身份及從事的業務是具備“人腦功能”[6].筆者認為, 在否定機器可以被騙的理論中, 主要觀點是人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機器中的程序雖是設計者進行編寫的, 但是這些程序都是設計者賦予的, 機器本身并不具有獨立的認知判斷能力, 也無人所具有的意識, 因此機器不可能對事物有清楚的認知, 更不可能作出相應判斷。筆者在此需要強調的是, 在認定“機器”可以被騙的基礎上, 我們不可否認需要將“機器”本身進行限定, 人工智能的發現, 機器反應能力高于人類的情況并不鮮見, 在判斷機器是否能夠被騙, 機器是否具有識別能力及識別方式是認定的關鍵所在。筆者認同將機械性機器排除在可以被騙的范圍之外, 但是針對依據設計者配置的程序, 針對預期的行為能夠作出預設的反應, 具備一定的識別能力的機器是可以被騙的, 機器根據預設反應進行識別時便是人腦意志的體現。行為人在冒充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向螞蟻小貸發出資金支付的申請時, 螞蟻小貸依據預設的程序對用戶的身份及交易的內容進行審核, 由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 才造成螞蟻小貸陷入錯誤的認識中, 進而通過支付寶向特定的賬戶進行資金的轉移支付。
  
  四、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的行為應當定信用卡詐騙罪
  
  首先, 螞蟻花唄支付平臺可以被騙。結合上文中關于“機器”可以被騙的論述, 筆者認為螞蟻花唄支付平臺符合可以被騙的“機器”.螞蟻花唄支付方式是平臺的設計者依據螞蟻花唄的交易模式進行設計的, 支付平臺依據設計者配置的程序, 作出預設的反應。螞蟻花唄支付平臺是完全可以陷入錯誤認識中, 螞蟻小貸在對用戶的身份進行識別后, 依據預設程序進行交易真實性的識別, 在用戶通過一系列審核后, 螞蟻小貸依據用戶的申請內容, 完成交易。在此筆者需要進行一定的區分, 在行為人非法使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的情形下, 行為人的冒充行為以及采取虛構交易的方式本身就屬于一種欺騙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 螞蟻小貸基于對用戶身份及交易內容識別錯誤的基礎上進行交易, 完成資金的轉移支付, 完全符合詐騙罪犯罪的行為特征。
  
  在行為人使用自己的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時, 行為人虛構交易的行為僅僅違反了同螞蟻小貸簽署的《花唄用戶服務合同》的規定 (8) , 屬于民事違約的范疇, 在沒有證據表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刑事法律就無法對其進行規制。
  
  其次, 螞蟻花唄支付應當視為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延伸。筆者認為, 隨著信息網絡科技的發展, 實體卡時代也逐漸被無卡化、信息化所取代, 對信用卡的使用更多的體現在對信用卡所載信息資料的使用。螞蟻花唄提供的消費信貸服務與信用卡的使用功能具有相同性的特征, 其發行主體資格也不能作為否定應當將其視為金融機構的依據。僅從呈現形式上的不同, 否定螞蟻花唄與信用卡在功能與使用方式上的同一性, 對于認定新型套現行為無疑是在將簡單問題復雜化。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以下簡稱“妨害信用卡司法解釋”) , 將信用卡套現行為列入非法經營罪的規制范圍⑨。立法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滯后性, 互聯網金融信息化時代衍生出的新型支付方式還未有相關的法律予以規制。筆者認為, 螞蟻花唄、京東白條、蘇寧任性付等是伴隨著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產物,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隨著這些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現, 利用該新型支付方式進行套現的行為也開始不斷涌現。仍固守新型支付方式與傳統支付方式形式上的差異, 而否定其本質上的同一, 是割裂了事物本質上的聯系。
  
  最后, 在認定利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行為時, 可以參照《妨害信用卡司法解釋》中關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規定 (10) .結合前文中, 筆者關于將螞蟻花唄視為信用卡的一種延伸支付方式, 因此非法使用支付寶螞蟻花唄套現獲取的是合法用戶的信用卡資料, 再結合螞蟻小貸提供的授信資金是可以成為刑法意義上的財物的, 在此基礎上認定該類行為為盜竊罪也是錯誤的, 因為行為人獲取的僅有合法用戶的賬戶信息, 賬戶本身并不具有刑法意義上財物的屬性。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及, 行為人非法使用他人支付寶螞蟻花唄進行套現, 行為人的冒充行為以及采取虛構交易的方式符合詐騙類犯罪的構成, 該類詐騙行為一方面對公私財物所有權的侵犯, 另一方面也破壞了國家對信用卡支付的管理秩序。因此應當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綜上, 筆者認為上述案例一、案例二均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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