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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三方支付牌照審批的常態化

添加時間:2018-12-06 15:43
  過去幾年里,我們見證了不少新銀行、新保險公司、新基金公司的誕生,卻很久沒有看到一家新支付機構的面孔了。
  
  早在2015年,央行就基本停止了支付牌照的發放;從2016年至今,央行沒有發放一張新的支付牌照。
  
  在支付牌照審批閘門關閉之后,牌照價格水漲船高,造就了一批奇貨可居的既得利益者,而它們原本應當在市場競爭和合規壓力之下自然退出市場。

支付牌照
  
  另一邊,新經濟與新金融的浪潮此起彼伏,越來越企業產生了涉足支付業務的需求,但在牌照停發的情況下,它們要么苦苦等待且不知道等到什么時候,要么不得不從既得利益者那里高價購買牌照,哪怕是一張沒有業務、沒有品牌的“殼”.
  
  新金融瑯琊榜了解到的情況是,目前共有200多家支付機構申請在等待審批。
  
  如今,中國支付市場的發展全球領先,支付機構監管體系漸趨成熟,而在多年的狂奔之后,支付行業開始顯現增長乏力、格局固化的態勢,此時此刻,推動支付牌照審批常態化的時候到了。
  
  在中央大力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背景下,對于那些具有真實業務場景和龐大用戶需求的民營企業,更應該優先考慮其支付牌照申請。
  
  與此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加大市場退出力度,對那些不守規矩、不務正業、不做實事的支付機構從嚴處理,真正形成“能進能出”的監管常態,對牌照申請者亦能形成良好的威懾與引導意義。
  
  在任何市場里,都不應該因為部分壞玩家的存在,人為設置關卡阻礙新玩家的進入,乃至“一刀切”關閉閘門。嚴監管、強監管,不等于不發牌照,而牌照的正常審批,不等于監管放松。有進有出,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
  
  概言之,強監管常態化,不代表運動式整治常態化;牌照審批的常態化,正是強監管常態化的應有之義。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無論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等大牌照,還是保險代理、基金銷售等小牌照,一直處于相對正常的審批狀態,均不存在停發牌照的情況。
  
  1、我國支付牌照的來龍去脈
  
  第三方支付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從1998年12月PayPal誕生算起,至今不過20年。
  
  1999年,中國出現了最早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北京首信股份公司和上海環迅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它們主要為B2C網站服務,從此第三方支付開始受到市場關注。
  
  本世紀前五年里,銀聯商務、支付寶和財付通相繼成立,拉卡拉、快錢和易寶亦出現在這一時期。
  
  隨著電子商務的繁榮與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第三方支付迎來發展的春天。以支付寶和財付通為代表,在線支付更是呈現爆發之勢。
  
  2008年,當時正值機構改革,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新的“三定”方案,確立了央行“制定全國支付體系發展規劃,統籌協調全國支付體系建設”的職責。從此,第三方支付逐漸被納入監管。
  
  2009年4月,央行宣布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央行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啟動《支付業務許可證》審批核發工作。
  
  從2011年起,支付牌照審批正式開閘。根據央行披露的數據,2011-2014年,央行分別向101家、96家、66家、19家支付機構發放了牌照,數量逐年遞減。
  
  截至2014年末,已有269家支付機構拿到支付牌照。其中,獲準開展網絡支付業務的支付機構117家,獲準開展預付卡發行與受理業務的機構166家,獲準開展銀行卡收單業務的機構62家。
  
  然而,從2015年開始,支付牌照的數量開始不增反減。一方面,支付牌照的發放基本停止;另一方面,央行開始注銷一些存在重大違規行為的支付公司牌照,諸如浙江易士企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和廣東益民旅游休閑服務有限公司。當年末,持牌支付機構降至268家。
  
  根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支付業務許可證有效期5年,支付機構需要在到期前向央行申請“續展”.在2015年下發的續展工作方案中,央行提出清理整頓無牌機構,依法終止合規意識和內控管理較為薄弱、投訴和舉報較多的相關機構的申請資質。
  
  基于公開資料,在2016年以來的續展過程中,央行通過不予續展或推動合并等方式,累計注銷了33家支付機構,目前支付牌照數量為238張。
  
  2、牌照審批是如何關閘的
  
  2015年是一個轉折的年份。
  
  當年3月,多家媒體報道稱,第三方支付牌照政策收緊,北上廣深浙等地已暫停發放,并且央行已不再接收申請文件。
  
  盡管如此,那時候互聯網發展如火如荼,移動支付浪潮浩浩蕩蕩,行業里很難感受到政策收緊的信號。
  
  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互聯網支付受到高度重視,監管部門提出“支持互聯網企業依法合規設立互聯網支付機構”.這番表態令很多互聯網公司燃起了對支付牌照的熱情。
  
  遺憾的是,2015年末,以e租寶、泛亞財富為代表的惡性風險事件爆發,決策層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發生了大轉彎。
  
  緊接著,一場力度空前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降臨了。
  
  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印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開展支付業務的機構應依法取得相應業務資質,不得無證經營支付業務。
  
  同期,由央行牽頭出臺的《非銀行支付機構風險專項整治工作方案》提出:嚴格支付機構市場準入和監管,加大違規處罰。按照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原則, “一般不再受理新機構設立申請”,重點做好對已獲牌機構的監管引導和整改規范。
  
  2016年8月12日,刊登在央行網站的新聞稿公開稱:堅持“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原則,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
  
  在這場專項整治風暴中,從“一般不再受理新機構設立申請”到“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支付牌照審批的閘門被徹底關閉。
  
  2018年7月,央行指出,互聯網金融風險是金融風險的重要方面,將再用一至兩年時間完成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推進互聯網金融監管長效機制建設。這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行動或將延遲到2020年方可完成,支付牌照申請短期開閘無望。
  
  2016年至今,接近三年過去了,央行再沒有批設任何一家新的支付機構。
  
  對于支付牌照停發,央行在2017年7月發布的《中國支付體系發展報告(2016)》中曾解釋稱:目前存量機構能夠滿足廣大社會公眾的零售支付需求,新機構進入市場需要充分評估盈利、可持續發展和市場規模擴大的可行性,故央行總體把控市場規模節奏,避免盲目擴大行業整體規模。
  
  3、牌照審批是時候常態化了
  
  我們認為,對于不合規、無實力的存量支付機構,該注銷則注銷;對于符合監管標準的支付機構申請,該放開就放開,這才是一個常態化的監管機制。
  
  為什么說支付牌照的審批是時候常態化了呢?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理由。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迎來四十周年,在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對內開放不應該落后。既然啟動了外資支付機構審批,內資支付機構審批沒有理由繼續停擺。
  
  今年3月,央行發布了《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8〕第7號》,明確外商投資支付機構的準入和監管政策。央行指出,該《公告》明確了外資和內資支付機構須遵守相同規定,實現統一的準入標準與監管要求,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不斷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7月份,央行上海總部公示了越蕃商務信息咨詢(上海)有限公司的支付業務許可申請信息,這是近三年來央行第一次公示新增支付牌照許可公告。越蕃商務為英國外匯金融公司World First的全資子公司。
  
  出于公平原則,既然準入標準與監管要求是統一的,那么圍繞支付牌照審批,為什么要將外資和內資區別對待呢?
  
  2017年11月,第六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曾指出,要營造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既不實行歧視政策,也不搞超國民待遇;既不對內歧視,也不對外歧視;監管部門將開渠引活水,鼓勵有實力、可持續發展的中外資機構入場開展業務。
  
  在這方面,基金銷售牌照的監管可資借鑒。基金代理銷售牌照由證監會審批,經過2016年暫停后,目前已逐步放開。2017年以來,京東、騰訊和百度的基金銷售牌照申請均獲得了證監會放行。這與支付牌照的持續“凍結”形成鮮明對照。
  
  第二,現階段,我國支付體系的基礎設施與規章制度趨于成熟,市場環境不斷改善,監管權威大大提升,此時引入新的支付機構,其風險更加可控。
  
  以2010年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為開端,多年來央行始終致力于配套制度建設,相繼發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銀行卡收單業務管理辦法》、《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和《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
  
  截至目前,形成了以《中國人民銀行法》和《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為統領,備付金管理制度為核心,全面覆蓋網絡支付、銀行卡收單和多用途預付卡三大業務模塊的支付機構監管制度體系,為我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如果說前些年支付行業的諸多亂象,其根源在于監管滯后于行業的野蠻生長,那么在監管體系相對發達的條件下放開牌照審批,在源頭上就大大降低了相關風險。
  
  第三,在第三方支付市場增長勢頭顯著放緩且行業格局相對固化的背景下,放開支付牌照審批有利于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推動支付產品和服務創新。
  
  根據易觀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二季度,中國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393078.3億元,環比降低2.62%.
  
  易觀分析認為,移動支付整體交易量級已經達到較高規模,對小額高頻場景滲透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區域下沉并未出現突破性進展,在場景固化等因素的影響下,行業整體規模首次出現環比降低的現象。
  
  而近年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大巨頭在市場上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現有的其他市場主體競爭力日益下降,導致市場活力一步步喪失,這勢必會影響全行業的創新與變革步伐,且不利于強化中國支付行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先地位。
  
  第四,放開支付牌照審批,契合當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推動民營經濟創新的政策需要。
  
  盡管牌照資源的逐利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支付行業兼并重組、實現支付機構的結構優化,但此舉幾乎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炒作牌照資源的不正之風,從而不利于劣質支付機構的主動退出。
  
  誠然監管部門的考慮在于疏解行業的歷史風險,其出發點固然是好的,但讓新進入者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是否合理呢?
  
  更重要的是,從近年來支付牌照的買方來看,基本都是民營企業,并且大部分還是所謂的新經濟公司。在支付牌照審批停擺的情況下,這些民營企業出于業務拓展需要,不得不耗費巨資去收購牌照--哪怕被收購的大多數支付機構缺乏專業能力和業務積累。這大大增加了企業負擔。
  
  舉個例子,2016年9月,美團收購了錢袋寶,市場預期其價格超過10億元。像美團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有著海量的用戶和豐富的支付場景,為什么不對其敞開牌照審批的大門,反倒逼得企業不顧自身虧損去高價買入牌照?
  
  在一些市場人士看來,央行因互聯網金融整治而關閉支付牌照申請通道,是“一刀切”的監管辦法,真正需要支付牌照的企業因此失去機會,只能尋求投資或收購現有的支付牌照企業。這其實是讓有意愿進入支付市場的企業為僵化、缺乏彈性的金融監管買單,并不符合央行一貫開放、包容、鼓勵競爭的監管風格。
  
  在新的形勢下,不管是進一步響應改革開放號召還是基于監管公平原則,不管是為了推動行業自然出清還是促進行業改革創新,中國支付牌照審批的常態化,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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